高考改变中国 高考受益人 改革推动者——访中国青年报社原副社长谢湘

发布时间:2019-06-12 期号:
北京考试报记者 邱乾谋 实习生 韩 静
  谢湘,中国青年报社原副社长,从事新闻工作30余年。她始终以一个记者的角色坚持在采访一线,是新闻界、教育界颇有影响力的知名记者。
  高考前夕,平易近人的谢湘来到北京考试报社,接受我们的专访,谈她的高考经历,如何受益高考,如何服务高考并推动高考的改革。
妈妈督促我参加高考
    记者:您下过乡、插过队。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您就参加了高考。当年高考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谢湘:1973年五四青年节这天,18岁的我和40多名同学从武汉到随县插队落户,两年后又被招到湖北襄樊棉纺织印染厂当了一名配料工。恢复高考的消息还是妈妈写信告诉我的。
  我一下子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我在工厂是三级团干部、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厂领导也正考虑我的提干问题。另一方面,妈妈在信中严厉地再三强调,“这是一个人改变命运的机会。你要看清时代大势”。经过再三考虑,我最终还是决定奋力一搏。当年高考是在12月,鄂西北的天气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为了不影响工作,我白天坚持正常上班,每天晚上早早睡觉,凌晨3点便起床,披着军大衣复习功课到天明。
  平时学习成绩还不错的我,在数学科目考试中被一道对数题卡住了,影响了后面的做题,让我心里没了底。没想到突然有一天下午,一位工友跑来报信儿:“生活区的大门口张贴红榜了。你榜上有名。”那时的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白天没敢去看,直到夜深人静才独自一人悄悄跑去看榜。天哪!在全厂38位上线考生中,我的名字排在最前面。
高考对青年人是春天
  记者:您曾说过,两粒梦想的种子,是父母给您种下的。一次高考,帮您实现了两个人生梦想。您如何看待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这个问题?
  谢湘: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是迎来生命的春天;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迎来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春天。它既是中国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破冰之旅,也是中国打开大门实行改革开放的先声。
  感谢邓小平,他以战略家的眼光与宏大的气魄,顺应潮流,顺应民心,作出了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他给青年人提供了一个主宰命运、实现梦想的平等机会,让无数受压抑深久的人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恢复高考,使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的共识,每个人对知识极度渴望,大学不断扩招,工作之余的各种文化夜校、补习班如雨后春笋。
  我是幸运的,因为恢复高考,顺利地考上大学,在风景如画的武汉大学学习生活了4年,毕业后有了理想的工作。相比之下,我以前工作的万人国企倒闭了,很多工友下岗回家,自谋出路,承受着社会转型的阵痛。
  1982年2月大学毕业前夕,我在工作意愿栏里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几个大字:“希望到中国青年报社工作。”最终如愿以偿,实现了我的第二个梦想。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住在武汉市洞庭街洞庭村那幢有着两个门洞三层楼高的长江日报宿舍。房屋虽然简易,却是报人的天地。我家的左邻是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郭梅尼,右舍是长江日报分管评论部的副老总、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陈修诚。在他们的影响下,做一名优秀记者成了我的“初心”。为此,我甚至放弃了到中宣部、团中央等机关单位工作的机会。
 
  记者:2007年5月11日,中国青年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大型公众调查问卷”,为高考决策提供依据,作为这项调查的主持者、组织者,您是出于什么考虑?
  谢湘:2007年是恢复高考30年,启动这样一个大型调查,在全国媒体中应该是头一份。在问卷刊出的当天早晨,我在办公室接到报社党组书记、社长王宏猷的电话。他称赞说:“这个活动做得好,做得漂亮,也是我们中国青年报最应该做的事情!”
  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高考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为国家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准备了充足的人才。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指挥棒”的高考,也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高考恢复后的几十年间,高考的改革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既有全面扩招的重大举措,也有春季招生的小尝试;既有为鼓励素质教育而出台的各种加分政策,也有将考试题目由全国统一试卷下放给各省自行命题的调整。建立在一定规模基础上的公众调查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报纸问卷、电话调查、人物访谈等多种方式,我们征集到了38087份公众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带着高度的热情全力以赴,仅仅用时一个月就拿出了这份报告。“95.7%的被访者对现行高考制度给予肯定,17.6%的人认为这个制度‘很好,应当维持’,77.4%的人认为‘有缺陷,但仍是目前最好的办法’;89.6%的人自称个人命运因高考得到改变;92.8%的公众赞同高考必须改革……”这份报告得出的数据为教育有关部门做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下一步高考改革提供了数据支撑。
 
  记者:您一直高度关注高考改革。您通过报道对高考改革起到哪些推动作用?
  谢湘:教育是与民生关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最大公共政策。作为媒体人,关注公共政策的得与失,反映百姓的思与想,是应尽的本分。
  高考作为全国性的选拔考试,保障公平公正是重要条件,也是必要条件。早些时候,我曾写过《该是奥赛和高考保送脱钩的时候了》《裸考:今年高考新添名词》等多篇文章,主要是起到监督作用,推动高考更加透明、公平、公正。
成为高考改革推动者
  记者:40多年来,您从高考的受益者自觉成为高考改革推动者,您如何看待目前的高考改革?
  谢湘:2011年全国高考结束后,我曾深入探访了教育部旨在推动高考评价制度改革的“云海工程”(云南、海南为高考改革试点省份,简称:云海工程)。那年,我看到了大幕背后悄悄运行的高考改革。
  当年,云南考生在收到高考成绩的同时,还会收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电子版高考成绩报告单。这份报告单对考生的个人兴趣和胜任能力的实际状况进行客观描述,同时还将考生的所长与高校200多个专业信息进行对应分析,为他们填报高考志愿提供参考。
  高考改革是必要的。高考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在过去,人才的概念是比较狭隘的,譬如说,只有考上重点大学的人才算得上是人才。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到来,随着改革开放使家庭财富有了相应积累,期望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就成了许多家庭向往美好生活的内容之一。基于这两点变化,中国高考改革势在必行。要从原来标准化的一把尺子选拔人才,转变为以多样化的方式服务人才。高考的责任是帮助年轻人成为他想成为的人,实现人生梦想。我认为,高考改革中新的历史拐点已经出现了,对人才的选拔与判断如思维能力、批判意识、创新能力等有了许多新要求。
 
  记者:您目前虽然退休了,却还一直在关注教育公平,热心公益事业。是什么信念鼓励着您?
  谢湘:首先是感情问题。关心教育,热爱教育,与个人的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我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奶奶是乡村教师的女儿,外公是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爸爸是一个中学的校长,妈妈也曾是湖南省第五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家里从事最多的职业就是教师。我对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也是十分感激的。我学会写第一个字,学会写第一篇文章都得益于老师的教育。
      其次是观念问题。我始终有这样一个看法: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任何资源、任何物质财富,用14亿这个人口总数一平均,单位数都不可能是充足的,只会是短缺的。这是常态,也是常识。中国要自立于世界,自强于世界,唯一的路径是办好教育,依靠教育提升民族的整体素质,使更多的人能够发挥潜能,创造未来。
      教育还有神奇的功能。好的教育可以让孩子得到自信,得到机会,得到发展,成为能自由畅想、自由行动、自由创造的人,并拥抱全新的生活。这是一个国家可以生机勃勃发展的力量所在。从个人角度来说,我痛恨不公平,我希望社会公平合理,充满正义。
 
  记者:目前,我国高考改革在稳步推进。您对基础教育和高校衔接有什么建议?
  谢湘:我觉得,大学应该成为为未来埋下理想种子的地方。大学应该取消围墙,更加开放,包括体育设施、图书馆、重点实验室等,都应该向社会开放。要成为一流大学,吸引更多人才,就应该通过开放,让幼小的心灵对学校有所了解,并心生向往。
  同时,我希望大学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办成师生心目中的大学。要办特色学校,就要有自己的理念和培养模式。高考改革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建立学生综合评价体系,让大学能够自由选拔更适合自己培养目标的所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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