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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变中国 在高考“节拍点”奏响生命音符——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师、“夏衍杯”创意剧本奖获得者薛亮
发布时间:2019-05-15 09:53
北京考试报记者  许 卉
  伴随着“申奥”参加高考;和“非典”有关的大学记忆;因为大学学英语而引发对外语电影的兴趣,一年看400部电影,写一百篇影评;自己创作剧本,获得“夏衍杯”创意剧本奖……一个又一个从高考开始的“节拍点”,让薛亮从懵懂少年迅速成长。他说,高考是每个少年内心都有的“节拍点”。
伴随着申奥一起的高考
  记者:参加高考,您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薛亮:我是2001年参加的高考。当时学校和家里都没有给我们太大的压力,反倒是给我们解压。我们获取新闻的途径,只有学校的广播台和午夜的电台。当时我知道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高考伴随着申奥一起。我们那个小镇的中学生普遍关注奥运这件事,主要是因为两项体育运动我们参与的多——一项是乒乓球,一项是篮球。
  2001年7月7日、8日、9日3天高考。7月13日晚上22时08分北京获得第29届奥运会举办权。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当天晚上,在县城大道上,我骑摩托车从爷爷家回自己家,本想着赶快回去看电视新闻,可走在半路上就听到纳凉的人们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我当时的心境还是比较忐忑,一方面是自己高考刚刚考完,一切还未定,也不知道成绩怎样,而另一边的重大事件尘埃落定,内心盼着对我自己也能是个好兆头,希望自己能在2008年时到北京参与有关奥运的事情。就是这个微小的心愿,促使我选择了外语专业。
  我的高考志向就是奔着北京去。当时没有条件考前去北京的高校看看、转转,感受不同高校的气氛,我能做的只是结合自己分数,从《报考指南》里选高校。经过分析和比较,我选择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我记得填写报考志愿表的时候,手还有点发抖呢。
  接下来就是特别“漫长”的等待,这让急性子的我备受煎熬。我笃定,即使没能考上北京的学校,我也绝不复读。幸运的是,学校的外语系顺利录取了我。
“非典”作为大学印记
  记者:读大学期间有什么难忘的事或人?
  薛亮:大学期间,最难忘的事如果不谈“非典”,那就等同于“失忆”。
  2003年,我正好读大二,专业课刚刚开始,大家都努着把劲儿要啃专业课硬骨头的时候,“非典”爆发了。
  北京当时采取了各种应对办法,其中一项就是我们在读大学生待在学校里,哪都不能去,当然课也暂时停了一段时间。我们被“圈”在校园里,有的同学因为紧张或者正常感冒导致发热被隔离起来,我和室友整天打篮球,当时自比“校园科比”,也锻炼了身体。不过课程落下了,导致秋季学期没日没夜地补课学习。回想起来,当时应该把运动、学习时间调配好,有张有弛才对。总之,2003年的大二,我终身难忘。 
因为英语爱上电影
  记者:大学毕业后,您是继续深造还是直接工作?
  薛亮:本科毕业,我毫不犹豫选择了考研。硕士毕业,我又毫不犹豫地考博。之所以“毫不犹豫”,一部分原因是家人的支持和鼓励,原本大学本科毕业后有机会回到老家,找个银行的工作,但当时有点“狂妄”的我看不上按部就班、朝九晚五的工作。加上本科4年学习和自修的课程以及社团和社会实践,让我向往更“不凡”的工作内容。
  大学期间,我算是比较偏文艺的活跃分子,做了许多看起来与本专业无关的事。比如,大三那年,我看了近400部电影,撰写了约百十来篇影评和乐评,连本科毕业论文都是对比分析《哈利波特》和《指环王》的魔幻元素。这些看起来课外的事,其实都离不开我的英语专业。因为单纯学习语言、语法很容易失去兴趣,但结合着看电影学习就有趣多了。从这个角度看,对电影产生的兴趣对我本科的学习也算是起了积极的作用。而我知道自己距离“不凡”的工作还差很多,于是放弃了可能优渥的岗位,选择了考电影学的研究生,一鼓作气又应届读博,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才正式踏上工作岗位。
  关于我的本科专业,这里我想分享一下个人的体会和看法。我当年选择英语专业,是认为学好英语就相当于有了一项特别实用的工具。尤其在当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经济贸易环境中逐步崛起,对外人才缺口很大。我们当年入学时内心是有自豪感的。但是,现在掌握英语能力的人越来越多,更像是必备的技能。所以报考英语专业的考生在大学期间更要多掌握几门外语,包括小语种。我就是因为没更好地修读其他语种,深造只能遗憾地换专业。幸运的是,换专业后,我原本的英语专业成了优势。在学习西方影视理论、好莱坞编剧方法等方面,我比同学有优势,这算是我硕博期间相对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当然,英语本身也是非常博大精深的学科,如果扎得深一点,也照样能获得巨大成果和收获。
 
  记者:您博士毕业后的工作经历是怎样的?工作期间取得过哪些成就?
  薛亮:博士毕业后,我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从事数字动画影像的创作与制作。这个在国内崭新的领域让我学到了很多,更深刻地领悟了未来电影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方向。在中科院的几年里,我参与创作和制作的数字动画影片还拿了国内外的一些技术奖,其中一部基于名曲《梁祝》改编而成的动画影片获得了韩国视觉特效奖,这让我倍感荣耀。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成立,我有幸成为第一批教师参与学校的教学实践。
  
  记者:去年,您独立创作的原创剧本《翡翠城往事》荣获中国电影文学的最高奖,也是国内唯一一项电影剧本政府奖的“夏衍杯”二等奖——创意电影剧本奖。您能分享一下剧本创作的经历吗?
  薛亮:《翡翠城往事》主要讲述的是关于“人生抉择”的主题。一对兄弟在面对同样的生活挫折和困境时,对待“赌石”的巨大诱惑,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最终渐行渐远,人生境况继而截然不同。写这个故事的原初动力是我对人“赌性”的思考。我们生活中充满了选择,有的大有的小。我们每次做的重要决定是基于几分把握、几分冒险呢?这个值得我们思考。
在“节拍点”上让生命奏响
  记者:恢复高考改变很多人的命运。您如何看待这个话题?
  薛亮:我是“80后”,应该说恢复高考改变的基本上是我父母那一辈人的命运。现在回顾这段历史,我坚定地认为,恢复高考是最英明的决策之一,虽然我的父母并非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正因为有这样的遗憾,他们特别重视对我的教育,不断鼓励我学习和深造。在我看来,恢复高考意味着真正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现在对于人才的选拔途径越来越多元,恢复高考标志着我们重新确立了“使人成为人才的最主要途径”。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高考与您那个年代的高考主要有哪些变化?
  薛亮:首先,考试时间变了。现在是6月7日、8日两天,天气不那么湿热。
  其次,全社会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年高考那两天,几乎是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都无条件地配合。比方说交通方面,为考生提供特别大的便利。我们当时的高考可没有如此“优待”。
  再次,报考志愿也有了巨大变化,更加科学、有效了。我们当时考完后要先预估分数,然后在正式分数出来前先填报志愿,而且第一志愿只有一所学校,如果没能录取,那就直接“掉落”二本,所以偶然性很大。现在不一样了,不但是知道考试成绩,而且是知道排名后,再准确填报志愿,让考生心里踏实,更加人性化。
 
  记者:高考是我国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您作为一名在高校任教的教师,如何评价高考在优秀人才选拔中发挥的作用?
  薛亮:高考确实是我国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高考看起来似乎只是一种考试形式,但它的意义确实重大。
  对每个个体而言,高考仍然是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之一。通过高考,很多农村娃娃得以获得更好教育,有利于反哺家乡;因为有高考这个途径,各级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客观上有利于促进用功读书的风气在全社会流行。通过高考这一关意味着跨越了一个“里程碑”,迎接下一个挑战的到来。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夸张地看待高考,没有跨过高考这一关的考生并不意味着“失败”。对于高考,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高考其实是每一个少年内心的“节拍点”。你用什么乐器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节拍点”上奏响自己生命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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