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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变中国 高考改革难上加难——访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
发布时间:2019-04-03 10:06
北京考试报记者  邱乾谋
  26年前,秦春华从宁夏银川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为最后一年可以上大学不交学费的学生之一。2002年7月,他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他学习在北大,工作在北大,先后任北大团委宣传部部长、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教务部副部长兼招生办公室主任、考试研究院院长。近年来,他醉心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与本科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深入研究借鉴美国顶尖大学本科招生录取制度,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多部。
  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请他谈谈恢复高考以及高考改革的情况。
恢复高考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
  记者:您是哪年参加的高考?给您印象最深的记忆是什么?
  秦春华:我参加高考时间较晚,是1993年。很多事情的意义要等许多年过去之后才会看得更清楚一些。1993年的高考也是一样。
  其实,那年高考留给我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和1977年、1978年那一代人波澜曲折的高考故事相比,我的故事,如果有的话——平淡如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儿,就能从平淡之中看出一些意义来。比如,1993年是最后一年可以上大学不交学费,因为下一年的1994年大学就开始收学费了。对于大学和大学生来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再比如,从1993年起,北大学生不再参加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对于北大和北大学生来说,这一点的影响也很大。这些影响在当时都是看不出来的。
 
  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家都说,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秦春华:我不是很愿意触碰这个话题,因为我没有资格。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就会发现,“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这句话大多数指的是77、78、79级的大学生。那一代人所经历的苦难、绝望和一小部分人之后获得的幸运,是包括我们这一代的后来者所无法想象和理解的——因为没有经历过。
  所谓个人命运,其实是很难说清楚的。相比而言,我更愿意说,恢复高考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正是高考的恢复,使当代中国有机会走向文明、走向理性、走向光明。这种力量源自于教育。恢复高考就意味着恢复了教育和文化的应有地位,使知识分子从最底层的“臭老九”恢复到了社会阶层的上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猜想,或许是这个原因,才使得小平同志一刻也不等,果断决策1977年就恢复高考。  
 
  记者: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您如何看待“高考改变中国”这个问题?
  秦春华:恢复高考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从时间上看,恢复高考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只不过是因为小平同志复出后,主动要求承担的工作领域是教育和科技。相对于其他工作来说,恢复高考遇到的阻力较小,也更容易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它是一个典型的增量改革。整个改革开放其实是一个过程,是一系列事件的集合。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高考改革出发点
  记者:高考恢复40多年来,您作为高考受益者,在北大工作后,曾担任本科招生办主任,现在担任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对高考有深入的研究。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的高考情况?
  秦春华:中国高考正在经历自1977年恢复以来最全面最深刻最根本的变化。全面体现在不同于以往的局部改革或者修修补补。事实上,自恢复以来,高考一直处于改革之中。这一次是全面改革,是最高决策层的顶层设计。这一点从《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制定颁布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深刻体现在它是教育改革,但不完全是教育改革。它跳出了教育本身的视界,并没有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考试招生本身上,而是站在政治与社会的高度,通过考试招生制度这一具体而微的改革,进一步强化了考试招生制度作为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所内生的、在实现代际转换、社会阶层流动、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方面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努力实现中国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重建社会的正义、公正与公平。根本体现在它一竿子插到底,通过改变大学招生录取的结构——“两依据,一参考”来实现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即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次是动真格的。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新一轮高考招生改革与优秀人才选拔?
  秦春华:改革正在进行中,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总体而言比较平稳。我认为,在接下来的进程中要关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是要坚定改革的信心。改革是很难的,高考改革尤其难上加难。出现个别问题很正常,只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都可以承受。
  二是要妥善处理好公平和卓越之间的关系。当前社会比较关注公平,但高考的公平问题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一大批具有创新性的优秀人才依然匮乏。特殊人才的寻找、发现、选拔往往是极其困难的。高考制度要为他们留一扇门。否则,对他们个人而言是遗憾,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三是本轮高考改革的关键,即让大学成为招生录取的主体。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赋予高考制度更多教育内涵和功能
  记者:作为访问学者,您曾多次去美国考查调研高考招生有关课题。您觉得美国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秦春华:最近因为美国一些大学出现的招生丑闻,加深了社会公众对于美国顶尖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的某些固有看法。对此我的观点是:
  首先,任何制度都有缺陷,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制度,正如没有完美无缺的人。只要有利益所在,就会有人动歪脑筋。关键的问题是,这一制度是否保证了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安全,以及如果出现了特殊情况,是否有足够的补救措施。据我所知,这一系列招生丑闻目前仍限于个别人,且未涉及大学招生办公室的核心人员。当然,调查还在继续进行中,不排除任何情况的出现。
  其次,我认为,我们需要借鉴的是美国顶尖大学的“整体性评价”(Holistic evaluation)招生录取制度。它关注的是一个未来的社会领导者所具备的核心素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服务精神。美国社会通过在顶尖大学的招生录取中考察学生的社会服务经历,成功实现了对青少年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所花时间不过20年。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把“立德树人”育人目标也列入顶尖大学招生录取的目标,再加上其他严格的落实措施,也许用不了20年,中国教育的面貌就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记者:高考是衔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桥梁,也是我国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您如何看待我国的高考制度?
  秦春华:过去我们一直有一个看法,说高考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最公平的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现在看来,这个看法有可能需要修正。成本的确是最低,效率是不是最高其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是不是最公平也仍有待商榷,因为公平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讨论清楚的问题。
      在中国,其实人们并没有把高考看成是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人们更多地把它看成是资源分配的手段,实现阶层跃升的途径。这既符合科举制的传统,也能印证“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理。这些观念是难以破除的。
  我觉得,我们应当在尊重这些社会传统和观念的同时,也能赋予高考制度更多的教育内涵和功能。也就是说,它应当更好地帮助学生发现自我,从而更好地成长为下一代的领导者;它应当使教师更好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实现自我价值;它应当使大学能够发现使自己未来会更加光荣的特殊学生;它应当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不会再把高考看成是“战役”,需要动员,需要誓师,需要决战,需要胜利。我们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平静,是成长,是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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