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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变中国 为高考保驾护航的人——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
发布时间:2019-01-02 10:59

北京考试报记者 邱乾谋

  刘海峰,出生于福建龙岩,1976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1977年,他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被录取大学生中的一员。如今,他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40多年来,从参加高考的学生到研究高考的学者,刘海峰成为为高考保驾护航的人,也是高考制度旗帜鲜明的捍卫者。

 

恢复高考是下乡知青的奢望

  记者: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您就参加了高考。高考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刘海峰: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考试招生史的新纪元,也是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而且是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的转折点,更是整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对经历过恢复高考洗礼的大学生来说,是长期压抑后的解放,是久旱逢甘霖的渴望。我和同时代考生大都经历了复习备考时的紧张、高考过程中的神圣、金榜题名时的喜悦。

  1977年的高考竞争空前激烈,我和身边的下乡知青都跑回城里备考了。高考前夕,大家一起复习备考的氛围给我印象最深刻。在一个大礼堂里,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听老师辅导备考课程。礼堂挤得满满的,有的同学还得坐在窗台上。

  当年,我的高考成绩是302.5分,其中语文成绩最高,87分。我第一、第二志愿分别填报了福建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门大学的汉语言文学,最终被厦大历史系录取。后来查阅资料才知道,当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有这样的规定:“录取学生时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

 

  记者:民间把1977级、1978级两届大学毕业生戏称为“金77,银78”。您全班67名同学,十多人进了部委单位,其余也在省市级单位担当主力。您选择在高校工作,出于什么考虑?

  刘海峰:本科毕业后,我在厦门大学继续读研,1984年11月硕士毕业后留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开始研究高考,包括中国古代科举和现代高考制度。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时,能考上研究生是较好的选择之一。77级不像后来那几届学生,大多数同学都是本省人,要安土重迁,最好是留在厦门或福州工作,能留在厦大或福州的大学是很理想的出路。我因为喜欢从事教学科研,觉得自己很适合从事学术职业,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要依靠文字和思想的力量,而且时间上比较自由,所以硕士毕业后选择留在厦大任教。

 

恢复高考是社会公平的重建

  记者:都说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海峰:恢复高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历久弥新的记忆,是值得珍藏的历史。

  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大学的录取率是4.8%,基本上21个人才能考上一个。而现在的录取率已达到80%还多,说明当时考上大学是非常难的。但高考改变命运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行各业急需人才,当时只要上了大学就可以分配工作,而且大部分岗位是干部身份。之后,随着大学录取比例的提高,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高考改变命运的功能有所减弱。我认为,高考对于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改变个人命运的相对概率是很大的。

  1976年,我在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公社插队。1977年夏天,我在耕山队的水田里割水稻。夏季溽热,稻田里的水被太阳晒得发烫。我上下午弓着腰各割5个小时水稻,再挑两担稻子回队。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我也许就在农村继续劳动多年,后来发展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在大学当教授,从事与高考有关的研究工作。

  

  记者:高考恢复40多年来,您作为一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除了担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等职务外,还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对高考有很深的研究。请您介绍一下高考政策发展演变的情况?重要的政策变化有哪些?

  刘海峰:除了1952年建立高考制度到1976年这个阶段外,高考恢复40多年来,主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7—1998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招考制度方面、出身成分方面放开了,而且报考的政治条件也放宽。

  第二阶段为1999—2013年。1999年实行扩招政策,1998年高考录取率为30%,1999年增加到54%。2001年又取消了高考考生年龄限制。

  第三阶段为高考改革的新阶段,时间为2014年至今。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全面启动。

  40多年来,高考制度改革举措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除了最重要的1977年恢复高考,我特别想提及的是1994年,直属高等院校招生制度改革试点率先试行招生“并轨制”,即所有考生均按统一标准录取,新生一律缴费上学,不再实行国家任务计划及委托培养、以自费生为主的调节性计划并存的“双轨制”。这一措施彻底改变了原先由国家统包的模式。在此之前,上大学是包分配和免费的。凡是考上大学的学生,都是“准干部”,是“铁饭碗”,甚至是“金饭碗”。改革后,大学生需要自主择业,看似失去了“保障”,实则给学生带来大量自由选择的空间。还有就是考试科目“3+X”的改革,语文、数学、英语是必考,X是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选择。探索之初,各省“X”选择有所不同,改革之后广泛选择“3+文综/理综”的模式。

 

高考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

  记者:高考是衔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桥梁,也是我国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您如何看待我国的高考制度?

  刘海峰:高考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减压阀。它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坚持高考制度,有利于维护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尽管高考有其局限性,但总体而言,恢复高考40多年来,通过高考的公平竞争,为高等学校选拔了千百万合格的学生,经过培养造就,许多人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中国这些年的经济腾飞,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

  高考制度具有以考促学的功能,在促进民族文化和教育发展,包括维护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等方面,起着巨大作用。我们在看到高考弊端的同时,也要充分肯定高考的积极作用。

  高考作为公平选拔人才的手段,具有公平性和客观性。它摒弃了权力、出身和人际关系对选才的干扰,保证了个人凭才学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专家,您如何评价40多年来高考制度改革完善的积极意义?

  刘海峰:高考与我国改革开放历程相始终,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也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重任。

  40多年来,高考制度已历经许多变化。高考也有其不变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公平性上。社会大众对高考最大的期望是能够发挥公平选才的作用。高考的主要机制是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与以往的推荐等其他选才方式不同。尽管高考制度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这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机制还是基本保留下来了,始终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

  40多年来,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高考录取率从1977年的4.8%左右,到今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省份增加了近20倍。

  从考试难度讲,高考恢复之初,简单的题目就能满足区分人才的需要,如今高考难度已不可同日而语。这说明高考有着以考促学的功能,促进整个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得以迅速恢复和提高。

  40多年来,高考制度改革还呈现了以考生为本、以人为本,包括考试时间、年龄、标准化考场以及考场秩序维护等,都有更加人性化的体现。如果说,高考制度本身是在变化的,那么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始终未变,这是高考制度的核心与根本。

 

  记者:您已出版《科举学导论》《高考改革论》等著作30多部,想传达一种什么理念?

  刘海峰:集中研究高考和科举,是我的专业兴趣所在。在一定意义上,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高考在教育领域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制度,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专题。

  高考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影响重大,这就需要有人对此进行全面的研究和长期的规划,为国家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提供理论支撑,提供可资参考的意见。因此,研究和撰写这方面的书籍,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

  记者:在有关高考的利弊存废争论中,为什么说您是维护高考的稳健派学者?

  刘海峰:曾几何时,对高考有许多批评和批判,甚至提出要废止高考制度。从1995年到2007年前后,我一直与貌似理论“正确”、实则要颠覆高考的学者论战。在高考改革的激进派与稳健派、理想派与现实派的分野中,我明显地属于后者。我相信,在社会变革方面,渐进的改良往往要优于休克疗法式的突变,对社会和学校造成的震荡较小。

  有的基层教师读到我的高考研究论文后十分振奋。例如,2004年至2005年间,河南省鲁山县第二高中原校长王培中前后三次来信,认为拙文“说出了广大百姓尤其是高中教师郁结于心中想说而说不出的肺腑之言”,“您的研究很有价值,对中国教育的走向和人才选拔甚至国势的兴衰都具有战略意义。倘经您与同仁奋力鼓呼能挽救高考的‘命’,实中国百姓之福气也。”他还将论文复印数份,在该县一、二、三中广为传阅,“一时间,大家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读着这样的来信,增加了我从事高考研究的使命感。

  我知道,占全体考生大多数的县及县以下中学的师生,很少媒体资源可以利用,在高考改革的议论中往往成为沉默的大多数,需要有学者为他们发声。我的不少论著旗帜鲜明地为高考辩护。我一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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