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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变中国 从测量地形到高考命题——访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
发布时间:2018-11-07 11:04
开栏语:
      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同在1978年,春天,1977级学生入学;秋季,1978级学生入学。恢复高考,深刻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40年来,我国已有2.28亿人报名参加普通高考。目前,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779万人,毛入学率达到45.7%,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考已然成为青春的共同怀想、民族的共同记忆、国家的共同印记。
      从本期起,本报开辟“高考改变中国”专栏,本报记者将走近40年来参加高考、改革高考、服务高考的代表人物,讲述他们的故事,访谈他们的感受,报道高考为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北京考试报记者  邱乾谋
 
     朱小健教授,一位来自安徽的工人,在恢复高考那年,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从测量工变为大学教授。
 
      金秋,北京师范大学举行1977、1978级校友入学40周年纪念大会等活动,来自海内外的近400名1977、1978级校友重聚母校。他们四十年后再相会,光阴见证,岁月体验,挺胸膛,笑扬眉,再话当年事。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教授朱小健。他畅谈40年前恢复高考对他、他的人生以及国家的影响。
 
参加两次高考 终圆大学梦
      记者:1977年恢复高考,实际上是40年来录取率最低的一次高考。据统计,当年参加高考人数570万,而实际录取人数只有27万,录取率约5%。您是那年就参加高考的吗?
      朱小健:是的,恢复高考那年,我就参加了高考。我1968年10月下乡插队,那年才15岁,18岁时当了一名钢筋工,20岁起到安徽省安庆水电勘测队当了6年测量工,期间参与测量水库、水渠、防汛、抗洪、水文工程、地形地貌不计其数。那年高考,因为要与测量工作性质关联,我考的是理科,报的志愿是武汉测绘学院。但我只念过一年初中,文化基础不行,首批录取没能上线。后来扩招,我被补录为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数学系走读生。录取通知寄来,我正在太湖县大山里测量一个工程,辗转接到消息,已经无法按时报到。
      通过那次高考,我明白了自己虽然每天都在用sin、cos计算高程和坐标,实际上完全不具备基本的数学知识,更别说物理化学了。对1977年的高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政治试卷有一道题是默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是当时人人会唱的歌曲,大家都是默唱着答的题。
      1978年,我再次参加高考,这回报了文科。意外的是地理试卷有道题是解释什么是“等高线”,这可是我天天在做的事,觉得完全是送分给我,心情大好。语文试卷的作文题居然是将一篇长文缩写成500字到600字,而我最怕写作文,缩写给了我最好的机会。当年,我25岁了,高考填报志愿最心仪的是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专业,但身边的人劝我要考虑年龄因素,以及个人的学习基础等情况,还是报考师范类专业保险。这样我就报了北京师范大学,被中文系录取。
 
带着工资上大学
      记者:您还记得考上大学后第一次去报到是什么情形吗?
      朱小健:当然记得,1978年10月3日,我一早从安庆出发,坐了五六个小时的汽车到合肥,转乘当晚128次直快列车来的北京。
      那是我第一次进京,也是我平生头一遭出远门。录取通知书让10月6日报到。我提前来,是因为姨妈一家从牡丹江转业回安徽路过北京,约好了一起在京小聚。但我4日下午按电报找到朝阳门内大街姨父战友家地址时,发现那儿根本没这个人,因为电报发错了门牌号。我只好回到北京站,在旅客接待站递上录取通知书,被分配到前门鲜鱼口浴池住宿。住浴池,要晚上打烊了才能进去,但也有好处,可以免费洗澡。我转了转天安门广场,8点半按时办了住宿手续入住。那晚澡堂里住宿的人不多,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皂水味。我在睡凳上辗转反侧,心中默念:这不是梦,高考让我来了北京。
     
      记者:您是一名带着工资上学的大学生,毕业后没回原单位工作?
      朱小健:是的,我上大学是带着工资的,每个月工资38.60元,由原工作单位发放。本科4年毕业后,我考上了研究生继续在本校读书。那年我的一位同乡校友本科毕业后回家乡,去了我原先的单位。我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北师大工作了。
 
恢复高考恢复了公平
      记者:听说您还曾经当过高考命题教师?
      朱小健:是的,那是10多年前的事了,我参加的是全国卷语文题的命题工作,大约有三四年的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赶上中国举办奥运会,是高考命题入闱管理格外严格的一年。那年,还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我们命题组除了给全国卷命题外,还临时加班加点为受灾的四川省单独命题。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命题老师都把这看成是为灾区作贡献,毫无怨言,克服各种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工作。
 
      记者:在北师大从教的几十年,您取得不少成就,也主编了不少书?
      朱小健:作为大学教授,都会主持或参加一些科研课题,写作发表一些论文著作,我当然也不例外。相比这些成果,我更多的精力是在教学上。我在北师大以及全国各地讲过古代汉语、训诂学、音韵学、训诂学史、自然语言处理专题、汉语国际推广研究专题、古注选读等课程。其实大学的授课离不开科研,很多讲授的内容就是研究的成果。
     
      记者: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朱小健: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特别是考上大学的人的命运,对国家的发展来说,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高考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并不是始于1977年,也不会在今天结束。中国高校招生制度在1949年后经历过几次变化。1952年—1965年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1970年,北大、清华等学校进行“推荐制”试点;1972年,高校全面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原则,给予“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推荐资格,至于应届高中生,或者进厂务工,或者下乡劳动,绝大多数失去直接升学的机会。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积压11年的历届中学生,一起走进考场。当年我们班的同学入学时最大的32岁,最小的才16岁。有的地方还出现师生、父子、叔侄、兄弟同考、一起上大学的现象。
      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恢复了公平,改变了当时不正常的教育秩序,是国家逐步走向正轨的一个转折点。改革开放40年来,高考作为国家选拔培养人才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社会发展,也在不断完善。就我个人际遇来说,高考让我从测量地形的工人变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我参加过高考阅卷和命题工作,又成了评价测量遴选高考学生的教师。这些也算是与高考特殊的缘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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