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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 从隆昌考大学 ——追忆1977年高考
发布时间:2017-03-22 11:12

邓 红

 

作者简介:

  邓红,男,教授,博士,1958年11月出生,四川内江人,1978年1月入读武汉大学历史系,日本九州大学博士,现任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文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江汉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哲学史研究者。

  2011年11月7日,邓红回到生活过两年多的复兴公社五大队第六生产队,在当年的民办小学旧址前留影。

 

  我是半个隆昌人,50年代后期出生在四川隆昌县城中心街。后来历经辗转,我们回到父亲的故乡四川合川县城(现在的重庆市合川区)安家。

  在合川,我初中一年级开始参加校队踢球,先后入选县青少年足球队、县中学生足球代表队,后来还代表江津地区参加了省级比赛。这样,除了文化知识,我有了足球特长。

  1975年7月高中毕业,我来到母亲的家乡隆昌县插队,并在1977年从隆昌考了大学。

 

在隆昌当民办教师

  当时四川省知识青年下乡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知青点,知识青年以父母所在的单位或居住的地区为中心结成知青点,集体生活,集体劳动。一种是插队落户,知识青年一个人到某个生产队去安家落户,单独生活,和农民一起劳动。

  我插队的地方全称叫隆昌县黄家区复兴公社第五大队第六生产队。

  当时的黄家区所在地叫黄家场,是隆昌县最偏僻的一个区,素有隆昌的“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之称。而复兴公社又是黄家区几个公社中最边远、也最穷的地方。

  记得是1976年的夏天,我们大队一个姓满的书记找到我,说大队民办小学陈老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开除了,大队准备让我当小学老师试试。于是18岁的我,便成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

  那时候,民办小学起源于“耕读小学”。“耕读小学”是以大队、生产队为单位成立的,是以没有上过学的孩子为对象的半耕半读的学习班,学习小学的语文、数学等学科课程。“文革”中,“耕读小学”全部改成了民办小学,主要解决不能去公社完小上学的孩子的上学问题。所谓“民办”,主要指教师的报酬形式是由生产队支付工分,教育部门每月补助一点学习费。我记得我的收入是生产队每年补助3600工分(每天10分,一年360天算),每月再从县教育局领10元现金。

  尽管如此,这对当时的人来说,已经是“大款”了。

 

1977,高考那年

  说句不太谦虚的话,本人体育不错,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在合川一中上初中和高中时一直是全班的尖子,高中毕业时就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名著。只是时运不济,文革教育制度改革,居然把我们的高中缩短为两年。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我觉得世道要变了,于是回城把当年高中学过的课本找了出来,带到乡里,在煤油灯下慢慢把失去的记忆捡回来。我在生产队的农民家还找到一本《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白居易的《长恨歌》等背得滚瓜烂熟。

  记得那是1977年10月21日早上的“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头条新闻发布了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的消息。中午,我们公社的喇叭突然响了:“第五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知识青年邓红,你妈妈打电话要你赶快回城里,有重要事情。”当时没有电话,交通也不方便,重要事情都是广播通知。这时,我才知道家里人已经着急了。

  隔了两天回城后,我发现隆昌城里的高考热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我二姐早已开始准备,桌子上堆满了高中各科教科书和复习资料。和我同年的亲戚家的小表叔已经脱产复习。隆昌一中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

  我由于下乡两年多,理科成绩荒芜,犹豫了三天,决定考文科。我又想到文科毕业教书的可能性大,教语文历史之类,还不如教体育,再率领一支足球队,不亦威风得很?于是报考了体育学院。

  1977年高考,四川省规定考前填报6个志愿,但体育艺术类的学院要填为第一志愿。于是我的6个高考志愿为: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云南林学院林业经济系,宜宾师专。

  四川省的高考时间定在12月10日和11日。考试前的一个来月,我大概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我和姐姐、小表叔一起复习、交流经验。他们两个都考理科,和我关系不大。当年文科考语文、政治、数学、史地四科。我的战略战术是“不管语文”,因为语文知识全靠平时的积累,作文靠文笔和读书量,短期突击复习用处不大;“抢背政治”,主要依靠当时一些热心肠编的复习资料;“猛攻数学”,因为数学在毕业两年多没有摸过,尽管底子还不错,但要把高中两年学过的部分捡起来大概就要20来天;“最后几天抓史地”,高中的历史地理课本幸好还没有丢失,考前全部看一遍大概就没有问题了。

  1977年12月10日,考试开始了。隆昌的文科考场设在隆昌二中。当年的准考证,还完好地保存在我的影集里,现在想来至少算三级文物了吧。

  考试的自我感觉不错。不过由于民办小学还没有放假,我考完后马上又回生产队了——没有考上还得继续当农民呀!

 

文化课过线,又考体育专项  记得是1977年12月的某一天,公社突然通知说我过了高考合格线,马上要去县里体检,报考体育学院的要考体育专项。我到县城参加了体检以后,看见县教育局门口贴了一张通知书,说第二天在县体育场考体育专项。

  第二天,我找合川二中的体育老师借了一双跑鞋,从箱子底下找出当年打球的衣服穿上,还找出了一个足球,兴冲冲地到了县体育场。一看,参加体育专项考试的全县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一名女生——县篮球队的主力,再一个就是我了。

  原来1977年因为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一开始异常重视文化成绩,要过了普通高校高考合格线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体育院校的专项考试。殊不知那一年四川省的体育院校招生名额一共有300多个,而报考了体育学院又同时过了普通高校高考合格线的才60多人。据说后来,体育专业的高考合格线一口气降了50分。

  就为我们两个考生,来了几个成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内江地区体委的领导,再加上本地县体委的官员,考官就有十几个。

  体育专项考试分身体素质测验和专业考试。身体素质考4项:100米跑,13秒5及格,我跑了12秒9;垂直跳高,50公分及格,我跳了70公分;引体向上,10个及格,我只拉了9个;立卧伸,要求1分钟做25个,我做了40个。

  考专业时,由于体育老师不懂足球,临时找了一个来看热闹的、下放到隆昌的重庆下乡知青、和我同样参加过1973年四川省中学生运动会足球比赛的重庆中学生队的队员来对练试脚。这样的考试为“文革”后的第一次,来看热闹的人很多,体育场边黑压压的一片,我们出尽了风头。

  春节前,省招生办发的全省第一批录取通知书率先来到了我手上。打开一看,并不是成都体院的录取通知书,上面赫然写着7个大字“武汉大学历史系”。此事据说轰动了隆昌县城。进校后我才知道,那年的录取方针是“先重点后一般”、“先省外后省内”。由于我的高考成绩不错,4门加起来300来分,又有体育专长,所以被所报6个志愿中的唯一一所重点大学、且是外省的武汉大学优先录取了。

  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进了武汉大学。

  一个月以后,我姐姐拿到了西南农业学院蚕桑系的通知书,小表叔也拿到了宜宾师专数学系的通知书。那个考体院的打篮球的女生更绝,居然考上第三军医大学。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征文启事

  征文要求如下:

  1. 来稿者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参加过高考者。

  2. 文章为第一人称自述文。文章讲述真故事,抒发真情感,有细节描写,能感动人心。

  3. 篇幅在3000字之内。

  4. 来稿文章写明作者姓名、单位、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请随稿提供1至2张近期照片,并附个人简介,300字内即可,可写个人经历、著作等。

  5. 征稿即日开始,2017年12月31日止。来稿择优刊登。

  来稿请寄:E-mail:

  ylandly@163.com或zongbianshi@bjee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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